素質教育不能“葉公好龍”

前不久召開的大學素質教育研究會成立大會，似乎并未讓人們對早已耳熟能詳的“素質教育”煥發(fā)信心。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副教授王焱博士寫了一篇題為“素質教育如何走出葉公好龍的困境”的文章。“葉公好龍”是個寓言：葉公子高非常喜歡龍，家里到處畫著龍。真龍得知此事，便來到葉公家里。葉公一見真龍，嚇得失魂落魄、轉身就跑。后來人們就用這則寓言，比喻那些表面上愛好某事物，但實際上并非如此的現象。而目前，高校的人文素質教育也正遭遇葉公好龍的窘境。

當代大學生的“尷尬”

王焱的同事羅誕鋮老師說，現在的大學生由于從小學到高中的“被安排”與“被考試”，絕大部分學生已將考試作為奮斗目標，將“被安排”作為常態(tài)，失去了獨立發(fā)展思想的能力與意識。到了大學，突然面對一個相對“不被安排”和“不被考試”的環(huán)境，對生命與人生的追問被迫來到眼前。很多大學生迷惘了！

的確，許多孩子因為以前從來不需要考慮這些問題，只需要想著如何考高分，如何考好學校、好專業(yè)。而現在進入大學面對的問題，是生命之問，人生之問，遠非“考試技能”和“標準答案”所能解答。這時，大學生面臨兩種選擇，一種是補回過去應試教育中最缺的課，在文學、哲學、歷史、藝術、實踐中追尋生命之問；一種是干脆回避，將自己置于虛擬世界，在電子游戲和網絡空間中消耗真實的生命能量。

山西大學李忠人副教授說，一些學生也因此把上大學看作是人生道路上的“歇腳點”。

記得北師大一位校領導說過：“現在大學生中看球的多，踢球的少；化妝的多，健美的少；講營養(yǎng)的多，講鍛煉的少。”

最終，對于大學生的人生曲線，羅誕鋮這樣說，人們習慣了用數字與能否來判斷事物的價值。大學生也不可避免地在這樣的環(huán)境中生長，數字化的格式影響了對事物和自身的判斷，很容易為外界裹挾著自身前行。

素質教育豈是唱大戲？

這是記者曾經看到一所大學素質教育的匯報展示：

“目前，我校用于開展文化素質教育的各種設施、道具、場所已相當完善。有公共畫室與公共制圖室合計20多間、素質專用教室1間、公共多媒體教室320多間；擁有公共鋼琴2臺、管弦樂器一批、打擊樂器一批、鑼鼓一批、龍獅兩套、各類演出服裝多批、音響燈光設施多套等教學設施與教具，資產總值合計達400多萬元。”

在教育部直接推動下，經過兩個批次建設，全國共建立起93個國家級“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”，覆蓋157所高校。大多數高校都設置了專門的文化素質教育機構。山西大學李忠人老師作過分析，這些機構一般都是專職教學型機構。而構建創(chuàng)新型人才培養(yǎng)模式的探索與實踐，一般都是由學校教務管理部門或者專業(yè)學院組織實施的。這樣，在工作職能上出現“兩張皮”現象，文化素質教育機構不參與人才培養(yǎng)模式的改革，人才培養(yǎng)模式的改革也不一定必須將文化素質教育機構納入進來。尤其是受市場經濟的影響，我國高等教育改革最為突出的問題便是功利主義。較為普遍的現象就是將文化素質教育等同于課程開設，認為只要多開一些課程，向學生傳授一些相關知識，就完成了文化素質教育。這種形式化、簡單化的文化素質教育，沒有真正切中要點，更不可能發(fā)揮實際的功效。王義猷教授指出，文化素質的關鍵在于“化”，要使受教育者能夠全面自由發(fā)展。“有教無化”不如不教。

素質教育應該是一個整體

何為素質教育？王焱副教授認為，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，專業(yè)教育與素質教育并非涇渭分明，二者其實是相互包含的。現如今之所以如此強調素質教育，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們的應試教育與專業(yè)教育在教育方式上走入了某種誤區(qū)，僅僅強調短期效應的智育，忽視了對長期效應的道德教育與情感教育的培養(yǎng)。人們的慣常思維是，應試教育與專業(yè)教育更多地傾向于教會學生如何做事，而素質教育則更多地傾向于引導學生如何做人。因此，素質教育尚未被真正納入體制，因而成為了所謂的“奢侈品”。所以，高素質既是高等教育的目標，同時也是高等教育的內容。因此，素質教育不應當僅僅是一個結果，同時也應該是一個過程。

李忠人副教授認為，要把大學素質教育落在實處，一定要明確把握素質教育的內涵。他說，一個人在生理成熟的同時，也在不斷完善著他的知識結構、道德規(guī)范、心理素質，這種不可分割的一體性決定了素質教育應該是整體的、全面的、均衡的、發(fā)展的。

高校人文素質教育遭遇葉公好龍的困境：一方面社會呼聲日漸高漲，可視性成果大量涌現。而另一方面又受到來自官方、校方、學生，甚至是任課教師的多重輕視。

就學生而言，學生大多傾向認為人文素質課在整個教學體系中，是一門容易混學分的、可有可無的、充其量是錦上添花的課程。學生對人文素質課常采取敷衍的態(tài)度，其重視程度遠不能與同為公共課的《大學英語》相提并論。

就老師而言，大學的一流學者與知名教授，紛紛遠離人文素質教育的講臺，更愿意承擔專業(yè)課而非素質課。比如，中文系的教師更愿意給本專業(yè)的學生講授專業(yè)課，而不愿面向全校學生講授《大學語文》這樣的通識課。究其原由，不僅僅是因為人文素質課在教學體制中普遍受到不合理的對待，在學生心目中缺乏威信；同時也因為在很多人看來，《大學語文》不是獨立的學科，教授《大學語文》意味著沒有自己的研究方向，也沒有科研的深度，不利于將來學術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。總而言之，承擔素質課的教師無形中比教授專業(yè)課的教師“矮了一頭”。

這來自方方面面的多重輕視相互疊加，嚴重消解著人文素質教育的價值。

教育界的圈內人士曾感嘆，中國的教育現狀可用“素質教育轟轟烈烈，應試教育扎扎實實”來形容，而人文素質教育更有“熱熱鬧鬧一臺戲，一旦演完無痕跡”之感。的確，人文素質教育多停留于宏大的理念、響亮的口號和可視化的形式，而具體實施起來則患得患失、捉襟見肘、無法可循。(記者 朱振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