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午十二點,趙剛和我準備去吃今天的第一頓飯。
霾天壓在頭頂,讓人失去說話的欲望,向著離小區(qū)五百米開外的飯館,我們無聲,并排走。
站在十字路口,我決定率先打破沉默:“還吃那家包子么?”話剛溜出嘴邊,趙剛突然接起電話,破口大罵:“一會兒一會兒幾個一會兒了?拿我話當放屁是吧!行,你等著,我讓你過個好年,讓你爸你媽你姐都過個好年!”可能是冷,或者氣得厲害,他的手微微顫抖。
我知道,趙剛又在“加班”了。
放下電話,他立刻恢復正常,“還吃那家唄,吃完網(wǎng)吧擼起來啊,大哥帶你飛。”
對趙剛這樣的催收專員來說,“迅速醞釀憤怒”和“撂狠話”是基本的職業(yè)素養(yǎng),從行業(yè)新人到公司的業(yè)績翹楚,除了憑借聰明、勤奮和運氣之外,還依靠他簡歷上難以具細的“社會經(jīng)驗”。
一
2016年10月9號,趙剛接到海投后的第一個面試,約定時間為次日上午十點。
習慣了晝夜顛倒的作息,到了面試時間趙剛并沒有起床。電話再次打來,他用含混不清的聲音和人事商量,將面試推到第二天下午一點半。
面試當天中午,他去廁所洗了頭,穿好衣服,然后點了根煙,朝十里河地鐵站走去,沒有吃飯。
歷經(jīng)十一站地鐵和兩次換乘,準備出站時,趙剛摸了摸兜,卻發(fā)現(xiàn)公交卡不見了,也沒帶現(xiàn)金。接著,腦海里立刻閃現(xiàn)出一個念頭——回去算了。他轉(zhuǎn)身撥通人事的號碼,想把面試再推一天。
“你找人換點現(xiàn)金補票就好了啊。”人事納悶。
寫字樓電梯里,鏡面反射出趙剛的全貌,一米七五的身高,圓寸頭型,黑色夾克套在消瘦的上身,和腳下黑色Vans板鞋之間,隔著一條天藍色牛仔褲。他雙唇緊閉,手里空空。
穿過工作區(qū)走進總監(jiān)辦公室。兩米多長的棕色實木辦工桌橫在眼前,上面擺著一臺蘋果筆記本和一臺普通臺式機,幾疊文件夾摞在一本管理類書籍上。
“先做個簡單的自我介紹吧。”總監(jiān)三十出頭,皮膚有些黑,藍色襯衫掖在黑色西褲里,由于身材矮小,整個人像是嵌在真皮坐椅中。
“我來自黑龍江佳木斯,2014年畢業(yè)于哈爾濱XX金融學院,在老家的理財公司干了一年銷售經(jīng)理,覺得沒什么發(fā)展,就去了上海。”趙剛喃喃敘述道。
“為什么沒留在上海而選擇來北京?”總監(jiān)臉上沒有任何表情。
“主要是性格什么的不適合上海,融不進去。”
“雖然沒賺到什么錢,又拉了一屁股饑荒。但男的得要點臉,不能就這么回去是吧。”他又以自嘲口吻補充道。
聽到這,總監(jiān)第一次露出禮貌性的微笑。
出于?茖W歷的限制,趙剛只投了“風控”和“催收”兩個崗位,他覺得至少能跟自己所學的“金融管理”沾點邊。而對具體工作內(nèi)容的了解,僅限于招聘網(wǎng)站上“負責逾期賬戶催收,及時掌握客戶欠款情況,降低壞賬率”等粗略的介紹。
畢業(yè)兩年多,趙剛從沒怵過任何面試,談到談薪資待遇時,才因為心里發(fā)虛沉默了片刻——他不知道這個行業(yè)的普遍報酬是多少,也很清楚自己在這份工作上沒有半點經(jīng)驗。
猶豫幾秒鐘后,他給出的答案是六千元。
這個數(shù)報出來,總監(jiān)第二次笑了。他決定再給趙剛一次機會,“對自己的期望得提高一點。”這讓趙剛不知所措,他將目光從桌邊移到手上,一咬牙一跺腳,說:“那……七千元吧。”
總監(jiān)隨手拿出本子算了一下,然后告訴趙剛,只要肯努力,每月八千元不是問題。對此趙剛的第一反應是,又一個“畫餅”的。
二
當天入職的三名新人里,只有趙剛沒有催收經(jīng)驗。一個南方口音的主管挑完人,用極其挑釁的口吻把趙剛轟到了另一個主管那邊:“你不是喜歡白板嗎?快,這個給你組。”因此,趙剛憤憤地瞪了好一會。
和多數(shù)電話客服的工作環(huán)境相似,擋板和玻璃將兩排桌子切割成見方的工位,所有工作都通過電腦和座機電話進行。
19寸黑框戴爾顯示屏上,除了裝機自帶的圖標,還有一個叫“飛秋”的聊天軟件,這是他們對接工作的主要工具,只能用于局域網(wǎng)。
主管用“飛秋”發(fā)給趙剛一組賬密和一個Excel表格。作為新人,他第一天的任務就是“熟悉熟悉內(nèi)部的貸后系統(tǒng),再聽聽別人怎么打電話的”。
巨浪般的罵聲早在散會的瞬間滾滾而來。
34X170的Excl表格列有“客戶姓名,身份證號,手機號,住址,借款金額,逾期罰息”等諸多繁雜信息,催收員統(tǒng)一將其概括為“案子”。
月初案子發(fā)下來,170個客戶他們要三天內(nèi)全部“開完”,然后在“催收記錄”一欄實時更新債務人情況——“父母都知道這件事,想要兩天時間商量解決”,“稱每月都有扣款短信,微信加不上,有點賴”,“不在原廠子工作了,沒有償還能力,盡量想辦法”……10%的接通率讓“拒接”“忙音”“停機”“空號”等字樣占據(jù)著“催記”大部分內(nèi)容。
他看著桌面上的電話躍躍欲試,隨后按照表格上的順序撥起號碼。隨著聽筒里傳來的“嘟嘟”聲,他的手心漸漸滲出濕汗。
打到第八個號碼時,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接起電話。
“我是那個…你是不是那個…欠錢了?”趙剛緊張地說不出話。
“我錢都還給門店業(yè)務員了,你們自己查去。”男人明顯不耐煩。
詢問過主管,這個人的確把欠款還給了當?shù)貥I(yè)務員,但業(yè)務員表示手里錢太多,不知道哪份是他的,得讓本人提供還款憑證。
又打過去,男人沒有一點配合的意思:“那是你們內(nèi)部的事,和我沒關(guān)系,你少給我打電話。”直接掛了。
趙剛努力抑制自己的情緒,直覺告訴他,這個人已經(jīng)還款了,沒必要和他發(fā)生沖突,如果對方失聯(lián),錢就回不來了。
為了要到截圖,他耐著性子跟對方溝通了七八次,如果掛斷就一直打。記憶里這般頻繁的通話,還是一年前跟女友吵架的時候。
最后,業(yè)務員把錢存進公司賬戶,這筆回款才算是趙剛“撿著了”。
三
催收員眼中,最難見的當屬“鐵樹開花,老賴還錢”。
有一次趙剛撥通一位90年東北人的電話,對方語氣十分蠻橫:“我就不還,能咋地?”
起初,趙剛對那些催收手段一無所知,只是笨拙地用事實去理論:“合同上沒寫著沒錢就不用還吧?”他堅定地認為,欠債還錢天經(jīng)地義,錢拿了,字簽了,就該為此負責。
照片上,債務人身材壯實,留著兩側(cè)刮平的莫西干,相貌兇狠。幾輪博弈,對方絲毫沒有還錢的想法,一口咬定“沒錢,沒工作,還不起。”
出于“核資”流程,趙剛隨口念出他身份證上的住址,問:“你家是住這嗎?”
“你問我家干啥?”
這時趙剛隱約感到對方展露出慌張。他想,欠錢的人本身理虧,如果突然被問家住哪,換做誰都不免心里發(fā)毛。于是順勢威脅道:“不行就去找你,看看到底有沒有錢。”
“我不住了。”對方立刻掛了電話。
話說一半被掛掉使得趙剛怒火中燒,即便工作很久之后,他依舊很厭惡這種感受。再回過去,他變得格外強硬:“我話說完了嗎?誰讓你掛電話的!是不是給你臉了?”當時趙剛并不知道,自己這句話會在未來一年工作中,重復不下千遍。
對方態(tài)度直接軟了下來:“哥,和你說實話吧,這錢是中介幫我借的。他拿了兩萬元,我拿了一萬元,只留了我的電話和身份證,剩下的信息都是包裝的,說一分錢不用我還。”
“天上掉餡餅能砸你腦袋上?”趙剛覺得他年齡和自己相仿,又是被別人所騙,不由進行一番說教。但依舊不忘施壓:“找不著你,我也有得是辦法找你父母。”對方這才終于有還款跡象后,他迅速調(diào)轉(zhuǎn)座椅,滑到身后主管旁邊,詢問具體結(jié)清的金額。
“可以啊,小伙。”同來自黑龍江的主管笑呵呵地贊揚趙剛。
等金額算好,趙剛迫不及待地給剛才的90后東北小伙回撥過去。債務人在第三次通話中表示:父母都是“村里的”,一次拿不出那么多,想講講價。雖然不清楚這樣是否合理,本著按規(guī)定辦事的原則,趙剛還是答應“可以問問領導。”
“能減免一千元,不用走郵件。”主管很快給出答案。
趙剛怕對方看出自己的急切,反而占據(jù)主動,故意拖了五分鐘才把電話回過去。這五分鐘里,他一直盯著屏幕上的時間,什么也沒干。
放下電話,他才注意到一張碩大的臉正注視著自己,“牛啊!”隨著王巖一聲驚嘆,另一端工位上的徐磊也湊了過來。此時趙剛心里涌動著一股被認可的喜悅。
四
十一月末,趙剛第一次看見自己整月的工資,9900元。他回想在上海的半年,加起來還沒賺到這個數(shù)的一半。
“來,你看看我的。”王巖緊忙拽趙剛的胳膊。
看到王巖工資后,趙剛短暫的愉悅立刻變成了不服,“一樣上班,都八個小時,憑啥他能掙22000元”,他開始思考其中的差別。
一個月的案子里,雖然回款客戶高達40戶,跟趙剛承諾還錢的人卻遠不止這些。此前他發(fā)現(xiàn),很多人答應還錢,到了約定時間,又總以各種理由一拖再拖。對于這種情況,趙剛無計可施。
他曾問過主管,客戶跳票率太高怎么辦?
“干這行得有自己的技能。”趙剛想。
一天晚上加班,趙剛無意間聽見同事說,發(fā)完“小模板”回錢了。他拿起同事的手機一探究竟,原來所謂的“小模板”,就是一條短信?赐曛螅w剛第一感覺是“沒啥技術(shù)含量”,其次是罵得太臟了。他又向其他同事要了幾個,內(nèi)容全都大同小異,無非是表達“債務人欠錢了”。
這種東西直接發(fā)給別人的親戚,朋友和同事,趙剛實在過不去心里的坎。于是他在不影響整體效果的前提下,做了一番刪改,“至少看著不會頭皮發(fā)麻。”
要到“小軟件”那會兒,趙剛親自把玩了幾次。只要把電話號輸入進網(wǎng)頁,按下“開始”,隨著紅色“正在轟炸中”字樣顯現(xiàn)出來,對方的手機將以每分鐘上百條的頻率接收到各種驗證短信。除非關(guān)機,或者拔SM卡。這個簡潔的程序每年向使用者收費149元。事實證明,在債務人拒接電話,也找不到他們的聯(lián)系人時,“上小軟件”是奏效的。
入職半年,趙剛渾身解數(shù)都基于自行摸索出的一套“痛點”法門。歲月靜好的核實信息并不會降低老賴們的跳票率,因此,他必須在電話背后扮演各種狠人,無所不用其極地刺激債務人最敏感的那條神經(jīng)。
寧波做水產(chǎn)生意的客戶趙剛整整跟了一個月。起初,對方承諾賣了車馬上還錢,當天便把這輛本田凌渡寶石藍,以十一萬元的價格掛在網(wǎng)上,主動給趙剛看。
左拖右拖,卻始終以“車沒賣出去”為由讓趙剛再等兩天。
“他擺的價比別人高,還堅持說自己車況好,評估值這么多。”趙剛知道他根本沒想賣車。房貸無逾期,有車,做水產(chǎn)生意,怎么可能沒錢?憑經(jīng)驗推測完,趙剛和他展開激烈的對罵,不解氣,又打電話罵他老婆,皆無果。
一籌莫展之際,趙剛從債務人朋友圈翻出一張女孩的照片,看上去大概有五六歲。電話馬上打過去:“你姑娘是不上幼兒園呢?等著,放學我接她。”
等電話一遍遍回撥過來,趙剛知道他著急了,故意晾著。之后,無論趙剛怎么罵,對方都再不敢吭聲,只說要還錢。這才把他“干服”。
公司給催收員制定了長達一百余條的“催收禁言”。
里面明確規(guī)定了在催收過程中,不得出現(xiàn)“去死”“腦殘”“把對方比喻成動物”等粗話、臟話、辱罵類歧視、侮辱、挑釁性質(zhì)禁語,亦不能有明示或暗示將可能威脅到違約借款人或第三方的安全,如“切胳膊斷腿”等惡意話術(shù)。同時,禁止他們對特殊客群進行強烈施壓,如語言中涉及其工作領域方面。特殊客群包括傳媒工作者、律師、公檢法人員、高級政府職員等。
“我一念,你們一聽,違規(guī)就一罰款,嚴重就一開除。”總監(jiān)在宣導會上例行公事。
這種以傳達最新規(guī)范為目的的會議,每月有一到兩次。“還誰的錢,多少錢,利息是多少,都不讓說,還得出業(yè)績。”多數(shù)員工覺得很委屈。面對合規(guī)部門的監(jiān)管,他們像小販躲避城管一樣敵進我退,“嚴的時候就收斂點,盡量不罵人。”
在這個趙剛親口說“容易遭報應”的行業(yè)里,他一邊竭力將回款拋過績效的提點,一邊暗自托住那條搖搖欲墜的道德底線。
五
趙剛從沒想過,自己還會因為幫債務人少還錢,去做“偽證”。
2017年7月1號,這個五十多歲的父親接起電話時具體是幾點,趙剛已經(jīng)記不清了。通常只有出去抽煙或上廁所的時候,他才會注意到時間。
“不可能,我兒子不是欠錢的人。”老頭雖不知情,卻很堅定。
按照“開案流程”,第一輪趙剛會給所有債務人本人打電話,第二輪是失聯(lián)客戶留的聯(lián)系人。很多父母開始都不相信,自己孩子會在小貸公司借錢。
“你能找到你兒子嗎?”趙剛問。
老頭沒有推諉,表示能找到,只是兒子現(xiàn)在還不能說話。“出車禍了,在醫(yī)院躺著,一直沒醒。”老頭的語氣很平靜。
“你兒子死沒死呢?”長期跟老賴打交道,趙剛本能得認為對方是在撒謊。
債務人二十多歲,在一家公司做商務類職務,一個項目上貸款幫公司墊了錢。之后卻被告知,公司虧損嚴重,工資發(fā)不出來,只有另一家公司還了錢,墊的那份才能拿回來。于是他放下本職工作,整天去給公司要賬,就是在討債的路上出了車禍。住院一個多星期,由于頭部受到創(chuàng)傷,命救了回來,人一直沒醒。
“連哪家醫(yī)院都告訴我了,如果是假的,肯定說不出那么多細節(jié)。”確定老頭說的都是實情后,趙剛開始擔心,就算自己不催這個案子,下個月到別人手里,父子一樣躲不過去。
趙剛問老頭會用微信嗎?
“會,就是用得不溜。”
看到合同和身份證截圖,老頭不得不承認眼前的事實。“我家祖祖輩輩都是老實人,欠了錢一定得還。”他誠懇地保證。
債務人逾期時間過長,貸款合同已經(jīng)終止,剩下的錢必須要一次結(jié)清。聽到三萬一千元的數(shù)目,老頭著實發(fā)了愁:“兒子醫(yī)藥費開銷很大,家境也不富裕,真的沒法一次拿出這么多。”
“給你幾天時間先把違約金堵上,剩下的(我們)再想辦法。”面對這樣的人生慘劇,即便是要賬,趙剛也很難無視惻隱之心。
兩天后,趙剛在電話里一步步指導老頭,如何用ATM機進行無卡存款。耗費兩個小時,收到憑條,他的心里才踏實些。還上這八千元,債務人就可以轉(zhuǎn)成正常(非逾期)戶,罰息便不會繼續(xù)增長。
趙剛向主管說明這個案子比較特殊,試圖爭取最大力度的減免。主管掃了一眼:“也就能減三千四千元吧。”趙剛覺得不夠,利用午休時間,仔細研究起老頭的賬目。
第二天老頭打來電話,說門店業(yè)務員讓他按月還款。趙剛一下火了:“我是不是慣著你了,你要是不結(jié)清,我怎么給你減免!”
變成正常戶以后,按月還款門店會有提成。雖然債務人的壓力小了,但八千元的違約金也會充進賬里一分拿不回來。
“不用聽他的,誰說的你讓他給我打電話,看我罵不罵他。”
一周時間里,趙剛只要有空就調(diào)出借款詳情,一點一點把債務人此前的罰息從月還中摳出來,盡量讓結(jié)清金額降到最低。
第二次還款前,老頭告訴趙剛:“兒子醒了,但還是說不了話,也不認人。”話說到一半,五十多歲的父親開始哽咽。為了幫兒子還錢和治病,老頭不在醫(yī)院,就在借錢的路上,一個星期,已經(jīng)跟親戚朋友借了五萬多元。
“孩子醒了,最起碼安全了,他那么年輕,肯定恢復得快。”趙剛不斷安慰他。
下午三點,第二個八千元的憑條如約而至。那時趙剛已經(jīng)把老頭的減免金額算好,他急迫地告訴老頭,只要再還七千元就可以結(jié)清了。而這七千元的還款期限,兩人卻始終定不下來。因為兒子的醫(yī)藥費馬上要用完了。
如果案子到月底不能處理完,所有的努力都會功虧一簣。趙剛實話告訴老頭:“你不清楚怎么回事,我確實在幫你,過了月底,就不是這個數(shù)了。”
三天后,老頭真的把憑條發(fā)了過來。
以趙剛的算法,老頭目前還上的數(shù)目是可以結(jié)清的。他決定直接越級去找總監(jiān)。
“華哥,我有點事,你看這個案子,兩萬三千元能結(jié)嗎?”
“結(jié)不了啊,原本是三萬一千元,你這連服務費都減了。”
趙剛把實情向總監(jiān)復述一遍,表明對方實在沒有能力原款償還。總監(jiān)這才松了口:“那得讓他提供住院證明。”他一口替老頭答應下來。
沒成想,債務人在醫(yī)院的花銷全是老頭劃卡支付的,沒有收據(jù)。兒子尚未出院,院方也無法提供住院證明。老頭只好在紙上寫了一段兒子住院的話,去找大夫蓋章,大夫沒有同意。
按照規(guī)定,多家欠款證明一樣可以作為減免的憑據(jù)。趙剛冥思苦想,幫老頭出了個主意:寫一張假借條,按上手印,拍張照片發(fā)過來。走廊里,他對著手機小聲囑咐:“別和任何人說這件事,之后咱倆誰也不認識誰。”
欠條一發(fā)過來,趙剛懵了,“一萬元錢?你也太老實了吧。”
他從桌上拿出紙筆,偷偷偽造了一張五萬元的欠條,寫上債務人的名字,按上自己的手印。過程中,趙剛從沒顧忌過,如果被發(fā)現(xiàn)會對自己造成多大的后果。
他把照片附在減免郵件里發(fā)出去,立刻刪除了老頭的微信。
六
趙剛自始至終都沒覺得自己和同事是一類人。
他喜歡打籃球、追綜藝、刷抖音、看電影,在同事中,卻很難找到相同的趣味。
對趙剛來說,和同事最大的差別,則在于他們真的把“要賬”當成一份心安理得的職業(yè)。
2017年九月中旬的一天,趙剛吃完午飯,突然想起很久沒和母親聯(lián)系,電話打過去,關(guān)機。下午,他趁出去抽煙又打了一次,還是關(guān)機。繼而心生不詳。
五十五歲仍在做木匠活計的父親接起電話時,正在給客戶家里裝修,他告訴趙剛:“你媽去醫(yī)院檢查了,最近老說難受。”
父親平時大大咧咧,而這次,卻把母親進醫(yī)院,拍片子、取片子的時間,記得清清楚楚。趙剛心頭一緊,追問下去才知道,母親已經(jīng)從原來的一百二十斤,瘦到了九十多斤。
回到工位不久,母親的電話終于打通:“沒啥事,大夫說是膽結(jié)石,脾囊腫,讓我每月去檢查一次。”
“那就每月去查一次吧。”
放下電話,趙剛再無心工作,很快陷入一陣沉思:“我為什么要來北京?”
數(shù)月前,趙剛在上月業(yè)績清零和本月案子下發(fā)前的空檔里,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心累。他無意識的點擊鼠標,想到自己每天的工作就是去“罵人”,不知道這樣重復的意義是什么?仿佛所有的驅(qū)動力,僅來自那份和形形色色老賴斗智斗勇得來的薪資。
而現(xiàn)在,就算每月一萬元多的收入,也抑制不住他想回家的念頭。既然沒能力把父母接到身邊,“在這耗啥呢?”隨之產(chǎn)生一種近似大學畢業(yè)時的迷茫。更多是無力。
“我不想干了,挺累,不行就回家考個公務員。”兩天后,趙剛在電話里對母親說。
那天趙剛請假沒去上班,掛了母親的電話,每分鐘都是煎熬。隨后,他用微信正式跟主管提出了離職。
“病沒那么嚴重你回去干啥?”主管試圖挽留。
“我回去陪著。”
做這個決定前,他經(jīng)歷了無數(shù)次掙扎——如果回老家,自己究竟能干什么?以他的應試能力,考上公務員絕非一件容易事。而平均每月兩三千元的收入,根本無法滿足他現(xiàn)有的消費習慣。
次日,總監(jiān)辦公室里,趙剛坐在當初面試的位置,跟總監(jiān)協(xié)商起離職的期限。“月末我等不了,越快越好。”鑒于要給總監(jiān)留出準備時間,他同意再待最后一周。
從主管手里接過離職報告,他在“離職原因”一欄中寫上:個人原因,回家發(fā)展。找各部門領導簽字的途中,想到即將離開這個熟悉的環(huán)境,他的腳步卻愈加沉重起來。
閑暇時,他在內(nèi)部系統(tǒng)翻出以往的工資條,把所有金額加了一遍。
一年當中,趙剛還完自己的債務,又先后給家里匯了三次錢。第一次是幫母親還賬,后兩次是補貼家里蓋房子所用的花銷,共兩萬七千元。家里人都知道趙剛在北京每月能掙一萬多元,從不清楚他具體的工作性質(zhì)。
種種跡象表明,持續(xù)的壓力不斷撕扯著趙剛的生活。
工作日里,幾次我在晚上九點多走進趙剛的小屋,發(fā)現(xiàn)他已經(jīng)不知不覺睡著了。筆記本上的游戲還在副本中,因為掛機時間過長,被踢出了隊伍。半夜十二點左右,他又醒來,有時去樓下吃關(guān)東煮,有時躺在床上追美劇。凌晨三點,房間里便傳來跟債務人的罵聲。
“我在夢里都在要錢。”
低質(zhì)量的睡眠漸漸讓趙剛的身體出現(xiàn)了狀況。一次剪頭,理發(fā)師剪到一半突然一驚:“哥們兒你這頭上都禿了啊!”趙剛對著鏡子扒了幾下,看見自己頭頂已經(jīng)有五六塊雞蛋大小的地方?jīng)]了頭發(fā)。
看完中醫(yī),他開始每天睡前用保溫杯沖免煎的藥包喝,“社保卡真頂不少事呢,要不這點藥我得花一千多元。”
七
離開北京前一天晚上。趙剛和總監(jiān)喝完酒,決定回公司再看一眼。過了馬路,走進辦公樓,當辦公區(qū)的燈打開的瞬間,眼前的場景恍如隔世。
“我那電腦比別人的快,座椅也和他們的不一樣”,隨后他看見,工位上方的工牌已經(jīng)換了名字。
半年后,趙剛再次回京。他租下了一間月租三千元的房子,對著主臥里的衛(wèi)生間里,他興奮地用手向我比劃著:“你看這廁所,和我之前住那屋差不多大。”
母親病情好轉(zhuǎn),考公務員失敗,趙剛想繼續(xù)在大城市尋找可能。
眼前,他不得不為昂貴的房租盡快找到工作。因為缺少其他經(jīng)驗,兩周海投,他又返聘回原公司,重操舊業(yè)。
隨著國家對小額貸款公司合規(guī)催收的監(jiān)管愈加嚴格,“小模板”早已被部門禁用。主管也時常如是訓斥:“告訴你多少遍了,不要赤裸裸地罵人,你可以侮辱他。”看見所剩不多的老同事和陌生的新同事,趙剛怎么也提不起原來的勁頭,索性“佛系催收”。
“你覺得咱們這行有啥發(fā)展?”趙剛在飯桌上問。
“覺得掙不到錢了,就去找別的類似的公司,把黑頭發(fā)熬成白頭發(fā)。”三十出頭的同事迅速夾著鍋里的魚。
對于家里的朋友,有天趙剛拿著手機對我說:“他們平時發(fā)這玩意是真low。”朋友圈上是一張冰紅茶的照片,文字寫著:沒事喝點這個也挺好。
此時,趙剛坐在正午酒館,攪拌著手里的龍舌蘭日出。雖然對面坐著他認識十幾年的發(fā)小,由于第一次接受記者采訪,他的神態(tài)緊張而嚴肅。當我問到“為什么又回來干這行”時,背景中響起李志的《春末的南方城市》,歌中唱道:“人們重復著重復著重復著重復著重復,這讓人心慌,這讓人心慌……”
“我想去報個自考本科。”趙剛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