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二代”現象或致社會分化嚴重
盡管各種“二代”現象頻頻進入公眾視野,挑戰(zhàn)社會神經,但有關專家還是呼吁,應理性看待“二代”現象。
“最近一個時期,媒體上出現了一股‘二代’熱,常見的有‘富二代’、‘壟二代’,還有‘貧二代’等等,公眾和專家學者都對此議論頗多。從社會學的角度看,這是一種‘貼標簽’的做法,會導致公眾對某些社會人群的‘刻板印象’,最后走向事實上的歧視。”唐鈞說。
一名地方工商聯的負責人對《法制日報》記者說,其實,無論是“富二代”、“窮二代”,還是新近出現的“黑二代”,都是社會貧富差距在代際問題上的一個突出顯現。但是,在“富二代”中不見得都是壞人,在“窮二代”中也不見得都是好人。
“人們之所以如此關心‘二代’現象,主要有這樣幾個原因,一是害怕由于貧富差距造成的資源分配不公日益固化,優(yōu)質資源日益被少數人壟斷并在社會代際之間遺傳;二是擔心社會競爭的公平性下降,使得社會垂直流動性降低,不同人群之間的流動通道日益狹窄,大部分人會失去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;三是疑慮分化后的代際之間是否能夠形成共享的價值觀,從而使社會斷裂得到有效彌合。”這名負責人說。
他認為,隨著經濟的發(fā)展,“二代”之間出現分化在所難免,關鍵在于發(fā)展的環(huán)境要確保公平、發(fā)展的共識要取得統(tǒng)一。“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,人的發(fā)展都存在著‘馬太效應’,即強者愈強。相比于‘窮二代’而言,‘富二代’本身就在競爭中處于優(yōu)勢地位,如果缺乏公平的競爭環(huán)境,不能保證機會和起點的公平,這樣對社會發(fā)展是很危險的”。
“如今不論貧富,人們都在尋找改變自己命運的道路,如何安身立命是共同的根本性追問,但關鍵在于改革分化后,代際之間能否形成共享的價值觀,能否打破改革中的社會斷裂,這是社會成長的重要方面,也是從社會層面檢測這個國家未來活力的試金石。‘貧’、‘富’本身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,每個人都可以說相對的窮或富,如果大家都不去力圖創(chuàng)造公平的競爭環(huán)境,都從自身所處的相對優(yōu)越的環(huán)境和既得利益出發(fā),那么終有一天,自己也會成為不公平競爭的犧牲者。”這名負責人說。
一名地方團市委的研究人員向《法制日報》記者證實,當地青壯年農民工流動的總體情況是:流動半徑較小,流入地主要為遷移成本低、文化隔閡少且容易獲取和創(chuàng)造效益的鄰近城市,流入行業(yè)主要是第三產業(yè)。“總體而言,二代農民工利益邊緣化趨勢尚未根本扭轉,權益保障狀況堪憂”。
有專家認為,這樣一種平行的流動,讓不同的二代之間沒有交集。而正是這種沒有交集的流動,讓“二代”現象成為轉型期人們所關注的焦點之一。
“政府部門應當對目前的情況予以警惕,讓貧困在代際之間傳遞是最不應該發(fā)生的事,政府部門應當維護好各類人群向上流動的通道。”唐鈞說,“社會學理論認為:在一個有序運行的社會中,處于社會下層的個人或社會人群是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向上發(fā)展的。如果一個社會從下層向上流動的管道都被堵塞,人們怎么努力,也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,這個社會就不正常了。顯然,這種社會現象與當今中國正在為之努力的‘小康社會’和‘和諧社會’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。”
調整社會結構直面“二代”現象
隨著“二代”現象引起越來越多人的注意,社會各界也在積極應對。
“我們關注‘富二代’問題,因為這對于民營企業(yè)家而言雖是家庭問題,但對于經濟社會發(fā)展來說卻是個社會問題。在中國貧富分化持續(xù)擴大的社會背景下,‘富二代’如果一味炫富會激化社會反應,因此要將‘富二代’的健康成長納入我們工作的重要內容。”一名地方工商聯的負責人說。
這名負責人認為,企業(yè)家們也要改變企業(yè)家族傳承的陳舊思維,應考慮培養(yǎng)和聘用職業(yè)經理人,開放用人。政府部門應當致力于建立更完善、更透明和更公正的市場環(huán)境。而良好和充分的市場競爭環(huán)境,會自動淘汰那些“不思進取”的“坐吃山空”者。
對于當前的“二代”現象,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陸學藝教授向《法制日報》記者分析說,“二代”現象是客觀存在的,但很多現象是階段性的。“二代”現象是中國目前復雜的社會問題的一部分,是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化的折射。但觀察和判斷一個社會和社會現象,要從長周期和一個國家大的背景來看。改革開放以來,中國社會結構深刻變動,可以說是“幾千年來未有之變局”。中國正處于從傳統(tǒng)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,所有的現代國家都是這樣轉過來的。在這個過程中,出現社會矛盾是正常的。
“多元化的社會人群其實已經由封閉轉向開放,比較明顯的是中產人群的規(guī)模比例不斷擴大。改革開放以來,平均每年增加103萬個體工商戶,1995年至2007年,平均每年增加73萬個私企業(yè)主。每年畢業(yè)的大學生超過600萬人,這也為中產人群的擴大造就了后備軍,還有很多人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產人群。根據我們課題組的測算,2007年,中國的中產人群占總就業(yè)人口的23%,比1999年增加了8個百分點。現在每年約有800萬人進入中產人群,這都是社會不同人群之間的流動,‘窮二代’進入中產人群的機會應該有很多。”陸學藝說。
同時,陸學藝還認為,直面“二代”問題,需要調整社會結構,使其跟上經濟發(fā)展的步伐。“中國的經濟結構已經進入了工業(yè)化的中期階段,有些指標已經達到了工業(yè)化后期階段的水平,但是中國的社會結構還處于工業(yè)化初期階段。因此可以說,中國社會結構滯后經濟結構十多年。雖然當前社會結構還處于工業(yè)化的初期階段,社會結構還沒有定型,但是由于社會體制改革和新的社會政策沒有啟動和到位,社會結構在變化中正表現出固定化的趨勢。當前存在的社會結構問題如收入差距過大、中產人群數量過少等,如果隨著社會結構的定型而被固定下來,將會影響到今后中國經濟社會的健康與和諧發(fā)展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