剛存入建設銀行(以下簡稱建行)銀行卡的錢不到一星期，就突遭海外盜刷。劉志國怎么也想不到，10年省吃儉用攢下的積蓄，彈指間就這樣莫名其妙地不見了。
從發(fā)現(xiàn)11萬元存款被盜刷至今已經過去一年多，劉志國找了公安、存錢的建行網點、建行總行、律師等，卻無一人能告訴他該如何找回存款。“即便是起訴，劉志國現(xiàn)在也面臨著舉證困難的局面。”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李偉說。
建行方面則在劉志國多次找總行領導尋求幫助后，先后兩次合計給了劉志國2.5萬元，但這2.5萬元都是以借據(jù)形式給的劉志國，并在第二張借條上寫明要劉志國承諾，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向建行尋求幫助。
劉志國說，多次尋找建行過程中，建行相關工作人員聲稱這是劉志國個人問題，與銀行沒有關系，并認為劉志國老來找，建行很冤。那么建行冤在哪里？丟存款事件中，建行是否有責任？記者向建行發(fā)出采訪提綱詢問這些問題，但是截至發(fā)稿，建行仍未能給出回應。
積蓄丟了
劉志國在京務工近10年，省吃儉用攢下12萬元存款。2010年12月31日，劉因春節(jié)要到福建和妻子團聚，便將分散在不同銀行卡上的12萬元集中轉存到了建行儲蓄卡上。
“2011年1月23日，我已經在福建了，想著春節(jié)要給老婆孩子買件新衣服，去銀行取錢，一看直接傻了，卡上就剩下8000多塊，被盜走了11萬多元，這中間，卡一直在我身邊，我也沒有用過。”劉回憶說。
劉立即撥打建行客服電話95533，客服經查詢稱他的錢在國外被取走，隨后劉就報了警，但福建警方稱卡是北京的，要到北京報警。當晚劉返回北京找建行。
“開始幾次建行根本不理我，后來找了建行總行個金部的一個老總，那時過兩三天就年三十了，他說你沒錢也回不了家，就讓其他人給了我1萬，還打了張借條。”劉說。
春節(jié)后，劉再次回京繼續(xù)找建行，并獲知自己的錢是在泰國被盜刷，從2011年1月4日開始，分多次盜版，到1月13日停止。也就是說從存錢，到開始被盜，時間間隔也就4天。
但建行方面稱和建行沒關系，并稱劉自己最后一筆取款是在河北石家莊農行ATM機，可能是在那里銀行卡被復制的。“因為警察不去，建行更不管，我只好自己坐車到石家莊。”劉說。
石家莊農行隨即將劉取錢前后的監(jiān)控錄像調出來查看，并查了是否有其他人也因存款被盜的報案記錄，最終核實沒有問題。
之后劉志國就與建行陷入了持久戰(zhàn)，在2011年6月，建行又給了劉志國1.5萬元，同樣打了借條。另外這次借條還有附加條件，要劉志國承諾拿到兩筆借款后不再以上述理由為由、以任何形式向建行尋求幫助。
“這張借條很糊涂啊，說救助也不是救助，說借款也不是借款，看起來是既像借條、又像保證書。如果說是借條，從法律角度看，這個合同有問題，首先就是出借人不明，看不出出借人是建行還是個人。”李偉分析說。
對于這張借條究竟是什么性質，截至發(fā)稿，建行未能做出回復。
維權艱難
建行工作人員多次提到讓劉志國去找警察，找法院訴訟，緣何劉志國不去尋求公安破案或者尋求法律訴訟呢？
“報警了，可當時警察就很明確地告訴我，說你這個是跨境的，一來我們自己不能派警力去國外追，二來涉及跨境，要逐級上報，由所里報到市局，市局再報到公安部，但11萬數(shù)額太小，都不夠警察出差費用，要我等等看有沒有聯(lián)案。”劉表示。也就是說如果有聯(lián)案，一起破獲了，或還能得到些賠償，如果沒有，尋求警方解決的路子基本是斷了。
“訴訟的話，我就無法再找建行相關的人了，就成了法院的事了。”劉說。事實上，那只是劉自己的簡單理解，從法律角度看，除卻訴訟費劉難以承擔外，劉面臨最大的問題是舉證困難。
因為公安沒有任何能證明劉的卡是被復制或被盜刷的書面證明，同樣銀行也沒有向其出具書面證明，只是口頭上承認其卡是被盜刷。
據(jù)李偉介紹，目前銀行卡被盜刷方面，信用卡被盜刷走訴訟相對好維權，因為信用卡刷卡，需要持卡人簽字，如果不是本人簽字，這就好調查核實是被盜刷。但借記卡則只憑密碼就能交易，如果公安沒進展，銀行不承認，說密碼是客戶自己泄露的，維權就比較困難。
近年來存款被盜的案子不少，勝訴的極少，只有個別案例勝訴。
“事發(fā)后，劉志國有2年訴訟時效，這期間如果銀行能給解決了最好，如果不能解決，最終無論能否成功，也只能走訴訟。”李偉說。
“其實，從法律上講，因為劉志國只是一個儲戶，將錢放到了建行，那整體上都是建行的資產，犯罪分子侵犯的不是劉志國的財產權利，而是銀行的權利，銀行應該積極到公安機關去配合、推動調查。同時從儲蓄合同的角度，在未破案前，建行也應該先(將錢)還給劉志國。”李偉說。
“我的錢是放在建行丟的，不找建行該找誰呢？11萬元在很多人眼里不算啥，可對我這樣的家庭，就是巨款啊！”已離開北京回到妻子老家福建繼續(xù)務工劉志國萬分愁苦，說話時數(shù)度哽咽。
